自2023年3月31日《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及配套监管指引正式施行以来，境内企业境外上市全面进入备案制时代。从备案反馈情况来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的备案审查力度持续加强，审查维度日趋精细化。据统计，2024年、2025年中国证监会分别向153家、337家企业出具反馈意见，数量增长将近一倍。本文结合近年中国证监会备案监管实践，梳理出境外上市备案中国证监会关注的十大重点反馈问题，逐项解析问题本质，并提出律师视角下的合规思路与应对建议，以供拟上市企业和上市参与机构参考。 一、历史股权变动与定价公允性问题监管重点关注拟上市企业自设立以来历次增资、股权转让的价格公允性、出资真实性、税务合规性，排查是否存在低价/零对价转让、抽逃出资、利益输送等情形，尤其聚焦备案前12个月新增股东的入股合理性。证监会反馈问题示例：请补充说明你公司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价格及定价依据，是否存在入股价格异常的情况，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是否实缴出资，是否存在未履行出资义务、抽逃出资、出资方式存在瑕疵的情形。请说明最近12个月内新增股东入股价格的定价依据、与同期增资定价差异原因及其合理性以及税费缴纳情况，是否存在入股对价异常，并就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出具明确结论性意见。应对思路和合规建议：1.全面梳理股权沿革底稿：逐笔整理增资/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银行流水、验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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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法释〔2026〕7号，以下简称“新《解释》”），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同时废止2021年3月施行的《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法释〔2021〕4号，以下简称“原《解释》”）。关于新解释的对比和解读已经有很多了，个人体感，本次修改的大部分内容实际已经在司法实践中执行过了，有一些也散见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审理指南》之中，高律结合自身的办案实践，在此仅就自身比较关注的几点，简单分享一下观点，以期更广泛的交流。一、明确排除侵犯商业秘密以外的不正当竞争行为2025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经营者故意实施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经营者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而对于侵犯商业秘密以外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没有明确排除，不正当竞争作为“专商著”御三家的补充性挂件，常常挂在御三家中作为并列案由，也经常会在全案中主张惩罚性赔偿，但本次修改势必会对如下几种情形造成影响：1、适用混淆条款的案件现行反法第七条规定了，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混淆行为，具体包括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域名等情形，以及兜底的其他混淆行为。在实践中，该类案件往往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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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股权投融资对赌交易中，股东责任限制条款已成为平衡投资人退出保障与创始人风险隔离的重要安排。实践中最常见的表述有两类：1. 股东以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为限承担责任；2. 股东以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价值为限承担责任。司法实践的核心争议集中于两点：第一，该类条款应解释为责任财产限于股权本身，还是责任金额以股权价值为上限；第二，若认定为“以股权价值为限”，则价值应当以何时点为准。本文结合相关判例，对上述问题进行体系化梳理，并重点提炼股东与投资人在诉讼中的举证要点。一、“以股权为限”与“以股权价值为限”的司法定性规则（一）原则性认定：二者通常等同，均为“价值限额责任”在无特别明确约定时，法院普遍将“以股权为限”解释为“以股权价值为限”，均属于金钱债务的责任上限约定，而非仅以股权财产本身承担责任。典型判例：1. （2019）沪0151民初8769号：法院认为，“以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为上限”对应的上限应当是股权的价值，并判决以股权价值为限承担责任。2. （2020）粤民终995号：协议约定股东以所持公司股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法院判令股东在持有7.2%股权价值范围内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 （2020）浙0282民初5000号：协议约定以股份作为回购担保，法院最终按“股权价值为限”确定责任范围。4. （2019）浙0106民初5533号：承诺函记载“以受让股权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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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信罪”全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一、帮信罪常见行为类型帮信罪的行为类型多种多样，立法者对该罪的不法行为采取的是不完全列举方式。根据司法实践，帮信行为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涉“两卡”型、提供软件工具型、引流推广型。（一）涉“两卡”型帮信“两卡”型帮信是帮信罪中占比最高的一类，涉“两卡”案件占全部帮信犯罪案件的80%左右。“两卡”是手机卡和信用卡的统称，常见的银行卡、非银行支付账户（如实名的微信、支付宝账户）以及手机卡、流量卡都包含在内。犯罪分子需要大量的银行卡来接收转移诈骗资金、规避监管，也需要通过拨打电话与被害人联系，由此就催生了涉“两卡”型的帮信。而涉“两卡”型的帮信根据具体行为模式又可以分为单纯供卡型的帮信和支付结算型帮信。前者是指出借、出租、出售自己的“两卡”，交由实施网络犯罪的行为人使用，后者是指提供银行卡后又实施代为转账、套现、取现等行为，或者为配合他人转账、套现、取现而提供刷脸等验证服务。1.单纯供卡型帮信以我办理的陈某帮信案为例，当事人陈某听朋友詹某称其需要购买一些银行卡，卖卡的卡主可以一张卡拿 3000元，陈某介绍一张卡可以拿 500元。陈某就从其他人那里收购 5 张银行卡，卡上粘着卡主的电话卡，写着银行卡密码。陈某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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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当熟悉的“主场优势”逐渐远去长期以来，民事执行领域深受“执行难”顽疾困扰，其症结之一在于执行权的配置过度下沉与地方化倾向。2025年，全国法院通过提级执行、指令执行等方式交叉执行案件26.8万件，到位金额845.6亿元；两年累计数据更显示，近50万件案件通过交叉执行累计到位金额达1668.82亿元。这一组宏观数据背后，不仅是执行到位率的提升，更是最高法通过执行管辖权转移重构执行权力版图的制度信号。对于执行律师而言，交叉执行打破了传统主场优势的壁垒。以往依赖地缘关系、熟人网络的执业模式正面临严峻挑战。在新的司法生态下，律师必须从单纯的“关系协调者”转型为精通程序规则、擅长跨区域资源整合的“法律工程师”。一、破除地方保护的尚方宝剑：如何精准触发交叉执行 在很多疑难执行案件中，“地方保护主义”就像一堵看不见的墙。被执行人往往是当地的纳税大户或有复杂背景，导致原执行法院在查封、扣押时总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交叉执行就是最高法为了打破这层壁垒量身定制的破局之钥。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处理的某矿业公司系列案为例。该案涉及多达60余家民营企业的56件执行积案，标的额超2.5亿元。因为被执行人是当地体量庞大的重点企业，前期执行陷入了死循环：企业被多头查封导致物料库大门贴满封条，法定代表人被限高数十次，彻底丧失偿债能力，债权人大量民营企业拿不到钱，矛盾激化。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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