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近期，笔者接受某知名上市公司旗下产业母基金（与地方政府国资合资）咨询：其投资的子公司发生职业经理人通过修改公司章程、控制董事席位等绕过大股东监控，架空大股东控制权，涉及私募基金管理规模二十多亿。目前事态进入僵局，处理棘手。这涉及公司治理中较为典型的控制权争夺商业形态，值得各位企业家关注。笔者就此背景，系统梳理这篇文章，希望对各位企业家和管理者有所参考。

摘要：2024年7月1日正式施行的新《公司法》完成了公司治理核心逻辑的迭代，从传统“股东会中心主义”转向董事会中心主义，大幅扩张董事会经营决策权限，重塑了股东会与董事会的权力边界。立法调整在优化公司市场化经营决策效率的同时，也催生了大量董事会架空股东会、反向夺取公司控制权的商事纠纷。本文立足现行有效《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权威裁判规则，系统梳理公司股东会与董事会控制权争夺的典型情形、董事会规避股东监管夺权的核心路径，针对性构建大股东全方位、可落地的控制权防范体系，为企业公司治理合规、化解控制权纠纷提供专业法律参考。

关键词：新《公司法》；公司治理；控制权争夺；股东会；董事会；大股东防范

一、新《公司法》下股东会与董事会权力边界重构

新《公司法》对公司治理职权体系进行了根本性调整，通过收缩股东会常规经营职权、扩张董事会决策权限，确立了现代化商事治理结构。权力边界的重新划分，是当前股东与董事会控制权纠纷频发的制度根源，准确厘清二者法定职权，是界定夺权行为、搭建防范体系的基础。

（一）股东会法定职权的收缩与核心保留

根据新《公司法》第五十九条规定，股东会作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仅保留公司根本性、结构性、重大性事项的专属决策权，核心职权限定为：选举更换董事监事、审议两会工作报告、审批利润分配与亏损弥补、增减注册资本、发行公司债券、公司合并分立解散等主体变更、修改公司章程及章程约定的其他职权。

本次修法核心变化为：删除原《公司法》中股东会“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审议批准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的职权，将经营性、常规性决策权力全面移交董事会，彻底改变了以往股东全权管控公司的治理模式，大幅压缩了股东会的日常干预空间。

（二）董事会法定职权的全面扩张

新《公司法》第六十七条极大充实了董事会的经营主导权，使其成为公司日常经营与商业决策的核心机构。除执行股东会决议、筹备股东会会议等基础职权外，董事会专属享有公司经营计划与投资方案决定权、内部机构设置权、高管聘任解聘及薪酬决定权、基础管理制度制定权，同时拥有各类经营方案的制订权。 

立法层面的放权，赋予了董事会独立的经营决策空间，但也导致部分董事、管理层利用制度漏洞，突破权力边界、规避股东监管，实施控制权攫取行为，形成“内部人控制”的治理乱象。

（三）权力模糊地带：控制权争夺的核心战场

法条对核心职权的划分虽清晰，但实操中仍存在大量边界模糊的治理空白区域，成为控制权争夺的主要突破口：一是对外担保权限归属，法律仅规定由章程确定股东会或董事会审批，无明确法定标准；二是重大投资、资产处置的“重大”标准无统一界定，董事会可随意界定事项属性规避股东审议；三是关联交易审批权限、股东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边界、特殊经营事项的决策主体等均存在制度留白，为董事会越权夺权提供了可乘之机。

二、股东会与董事会控制权争夺的常见情形

结合司法实践与商事治理现状，股东与董事会的控制权冲突并非单一模式，而是根据股权结构、治理模式、主体身份呈现四类典型情形，也是大股东日常防控的核心风险场景。

（一）股权分散企业的内部人控制乱象

股权高度分散、无绝对控股股东的公司，是控制权争夺的高发主体。此类企业中，单一股东持股比例低、表决力薄弱，无法有效干预公司经营，而董事会成员、核心高管长期把控公司日常运营、信息渠道、管理体系，极易形成独立于股东的“内部人控制”格局。 

实务中典型表现为：董事会长期拒不召开股东会、架空股东决策权利；擅自决定重大投资、融资、担保、资产处置等关键事项，不履行股东审议程序；通过人事任免、制度修订固化自身管理地位；利用信息优势实施关联交易、利益输送，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彻底割裂股东与公司的治理关联。

（二）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引发的控制权冲突

家族企业是控制权纠纷的重灾区。企业创始股东多通过股东会掌握公司终极控制权，侧重风险管控与长期稳定发展；而新生代继承人、职业管理人多任职董事、高管，掌控公司日常经营，侧重市场化扩张与灵活运营。双方在发展战略、投资决策、利益分配、风险把控等方面极易产生分歧。 

冲突最终表现为董事会与股东会的权力对抗：董事会拒绝执行股东会决议、否决股东提出的经营方案，股东会试图通过任免董事、修订章程收回经营权限，双向博弈引发持续性控制权争夺，严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三）大股东与职业经理人的权力博弈

现代企业普遍引入职业经理人团队负责精细化运营，形成“股东出资、经理人经营”的治理模式。职业经理人依托董事、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核心岗位，掌握公司经营全流程权限与核心信息。当职业经理人与大股东在经营理念、利益分配、发展规划上产生分歧，或出现逐利动机时，会依托董事会平台对抗股东管控。 

常见行为包括：联合多数董事形成表决优势，否决大股东提案；自主任免中层管理人员，搭建专属管理体系；隐瞒经营数据、财务信息，阻断股东监管；通过制度调整扩大自身权限，逐步弱化大股东的治理影响力。

（四）多股东派系的董事会席位争夺

公司存在多名持股比例相近的股东、无绝对控制股东时，各股东派系会将董事会席位作为控制权争夺的核心载体。股东通过争夺董事提名权、表决权，抢占董事会多数席位，进而掌控公司经营决策权。 

此类纠纷中，董事会不再是独立的经营决策机构，而是股东派系博弈的工具。部分派系控制的董事会会通过程序设计、决议操作，排斥其他股东的合法权利，突破法定职权限制，引发公司决议效力争议、股东权利侵权纠纷等系列商事诉讼。

三、董事会规避股东监管、夺取控制权的核心法律路径

新《公司法》框架下，董事会夺权并非单纯的违规操作，更多是利用制度漏洞、程序瑕疵、权力模糊地带，以“合法形式”规避股东监管、攫取公司控制权，主要存在五大核心路径，具备极强的隐蔽性与迷惑性。

（一）通过章程精细化扩容，变相固化董事会职权

公司章程是公司治理的最高准则，也是董事会扩张权力的核心工具。在公司设立、章程修订的关键节点，董事会可利用信息优势和经营主导权，通过章程条款设计突破法定权力边界，实现控制权固化。 

实务常见操作：一是模糊重大事项决策权限，将大额投资、资产处置、对外担保、关联交易等本应归属于股东会的重大事项，划定为董事会常规经营决策范围；二是缩减股东会职权，限制股东提案权、临时会议召集权，抬高股东行使权利的门槛；三是扩大董事会授权范围，允许董事会自主制定核心治理规则、调整内部架构，甚至变相保留章程部分条款的修改权限；四是弱化董事任免约束，减少股东对董事会人事的管控力，从制度层面实现董事会独立于股东。

（二）利用董事无因解任制度漏洞，对抗股东人事控制权

新《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确立了董事无因解任制度，明确股东会可无理由决议解任董事、决议即时生效，该制度本是股东管控董事会的核心抓手，却被部分董事反向利用，成为对抗股东夺权的工具。 

具体实操路径：一是针对股东会解任决议，恶意主张召集程序、表决方式瑕疵，提起决议撤销诉讼，拖延人事更迭进程；二是被解任董事以“无正当理由解任”为由，向公司主张高额经济赔偿，倒逼股东妥协；三是即便解任决议生效，仍拒不办理工作交接，持续控制公司核心资源、经营体系，架空股东人事决策效力；四是联合在职董事、高管，拒不配合新任董事履职，造成董事会治理瘫痪，维持原有控制权格局。

（三）掌控印章证照与财务资料，实现实质控制

公司印章、营业执照、资质证照、财务账册、会计凭证是《公司法》人独立运营的核心载体，掌控上述资料即掌握公司实质控制权，这是董事会夺权最直接、最常见的实操手段，也是商事纠纷中最高发的争议类型。 

核心操作模式：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核心人员，依托职务便利长期独占管控公司公章、合同章、财务章、法人章及全套证照；在股东提出交接要求时，以职务权限为由拒绝移交；通过隐匿、转移、挂失重办等方式，阻断股东及新任管理人员接管公司；独占财务账册、银行账户、经营合同等核心资料，彻底切断股东对公司经营、财务的监管渠道，实现“人事脱离、实质掌控”的夺权效果。

（四）利用信息不对称，剥夺股东监管知情权

股东不直接参与公司日常经营，对公司的管控高度依赖经营信息、财务信息，信息不对称是董事会架空股东的核心优势。董事会可通过信息管控，弱化股东治理权限、逐步夺取控制权。 

具体手段：一是拒不按照法律及章程规定，向股东披露年度经营报告、财务预决算、重大事项进展等核心信息；二是刻意隐瞒公司负债、亏损、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等风险事项，误导股东决策；三是恶意拒绝股东行使知情权，拒不提供会计账簿、会计凭证、交易合同等备查资料；四是股东会召开前，延迟、删减、隐瞒会议议案资料，导致股东无法有效参与表决、行使决策权利，逐步丧失对公司的管控主动权。

（五）通过关联交易、利益输送掏空公司，巩固实质控制权

部分董事、高管在掌控公司经营权限后，通过合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公司核心资产、商业机会、经营利润，在损害公司利益的同时，巩固自身实质控制权。

典型操作：以远低于市场价格转让公司固定资产、知识产权、核心业务；以远高于市场价格向关联方采购服务、资产、原材料；无偿为关联主体提供担保、资金拆借，转嫁经营风险；将公司优质商业机会、合作资源转移至个人或关联企业。此类行为不仅掏空公司资产，更会导致股东股权价值大幅缩水，彻底丧失实质控制权。

四、新《公司法》下大股东全方位控制权防范体系构建

面对董事会中心主义下的控制权风险，传统“持股即控权”的思维已完全失效。大股东需立足现行法律规则，从章程设计、治理架构、制度管控、司法救济、股权配置五个维度，构建前置预防、事中管控、事后救济的全链条防御体系，从根源上防范董事会夺权风险。

（一）章程精细化设计：筑牢源头防控防线

公司章程是控制权防御的核心载体，也是司法裁判中认定职权边界、划分权责的首要依据。大股东需通过精准、细化的章程条款，明确权力边界、锁定核心控制权，杜绝制度漏洞。

第一，精准划分两会职权边界。在章程中明确列举股东会专属职权，将大额投资、重大资产处置、对外担保、关联交易、主营业务变更等重大事项，强制纳入股东会审议范围，明确金额、比例量化标准；禁止股东会法定职权授权董事会行使，杜绝董事会越权决策。 

第二，锁定董事人事控制权。明确大股东专属董事提名比例，保障大股东掌控董事会多数席位；细化董事任免规则，明确股东会无因解任董事无需支付任何补偿，杜绝董事恶意索赔对抗解任；限制董事会自主调整人事、薪酬的权限。 

第三，完善股东会保障机制。明确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股东可无条件召集临时股东会，细化通知、表决、主持全流程程序，杜绝董事会拒不召集、拖延召开股东会的情形；提高控制权相关重大事项的表决门槛，保障大股东的决策主导权。 

第四，设置核心事项一票否决权。针对章程修改、核心资产处置、主营业务变更、关联担保、重大重组等关键性控制权事项，约定大股东专属一票否决权，从制度层面杜绝董事会擅自决策。

（二）优化公司治理架构：形成双向权力制衡

完善的治理架构是防范权力失衡的核心手段，通过搭建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的制衡体系，破解董事会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 

首先，强化监事会监督职能。依法设立监事会，确保大股东委派人员占据监事会多数席位；明确监事会财务核查、履职监督、提案纠错的核心权限，赋予监事会对董事会越权行为的否决权、整改督促权，常态化监督董事及高管履职行为。 

其次，锁定核心高管管控权。明确财务负责人、风控负责人等关键岗位由大股东提名、董事会聘任，未经大股东同意不得随意解聘；规范经理、副经理等高管的职权范围，禁止高管超越章程及股东会授权行使权力。

最后，建立内部管控体系。制定标准化的印章、证照、财务、合同管理制度，明确使用审批流程、权限划分；建立重大事项事前报备、事后公示机制，实现公司经营全流程可监管、可追溯。

（三）完善日常合规管控：实现事中动态防控

控制权风险防控重在前置，大股东需建立常态化管控机制，及时识别、化解董事会越权、夺权苗头性问题。 

一是常态化行使股东知情权，定期查阅公司财务账册、会计凭证、经营合同，全面掌握公司经营动态，杜绝信息壁垒； 

二是严格把控重大决策流程，所有大额交易、投资、担保事项，必须履行股东会审议程序，留存书面决议、审批记录； 

三是规范印章证照管理，实行双人保管、分级审批、全程登记制度，杜绝个人独占管控核心资产； 

四是完善履职考核机制，明确董事、高管的忠实勤勉义务，约定违规履职的违约责任，形成制度约束。

（四）精准运用司法救济：完善事后维权体系

针对董事会越权决议、违规夺权、损害股东及公司利益的行为，大股东需熟练运用《公司法》赋予的司法救济手段，及时止损、固定权利。 

一是公司决议效力救济。对董事会内容违法、违规、违章程的决议，可起诉请求确认决议无效；对召集、表决程序存在瑕疵的决议，在法定期限内起诉请求撤销，否定违规决议效力。 

二是股东知情权诉讼。针对董事会拒不提供财务资料、隐瞒经营信息的行为，通过诉讼强制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破除信息垄断。 

三是证照返还及行为保全。针对董事、高管非法占有印章、证照、财务资料的情形，提起证照返还纠纷诉讼，紧急情况下可申请行为保全，禁止对方滥用公司资质、转移核心资产。

四是侵权及股东代表诉讼。董事、高管履职违规损害股东利益的，可直接提起侵权诉讼；损害公司利益且公司怠于维权的，大股东可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追责索赔、遏制违规行为。

（五）优化股权结构：夯实控制权核心基础

股权是控制权的根本依托，合理的股权结构可从根源上降低控制权争夺风险。一是优先保持绝对控股，持股67%以上可掌控公司全部重大事项决策权，彻底压制董事会夺权空间；持股51%以上可掌控常规重大事项决策，保障核心控制权稳定。二是活用差异化表决权，有限责任公司可通过章程约定不按出资比例表决，强化大股东表决权优势。三是通过一致行动协议，整合中小股东表决权，巩固表决优势，形成对董事会的绝对管控力。

五、结语

新《公司法》“董事会中心主义”的治理变革，是商事制度适配市场化经营的必然趋势，但也彻底打破了传统股东全权管控的治理模式，让董事会控制权夺权成为企业高发商事风险。对于大股东而言，新时代的控制权保障，不再单纯依赖股权比例优势，而是依托章程精细化设计、治理架构制衡、常态化合规管控、司法精准救济、股权结构优化的多维防御体系。

企业治理的核心是权力平衡，大股东既要尊重董事会的法定经营决策权，保障公司市场化高效运营，也要通过制度化、合规化的防控手段，划定权力红线、杜绝越权夺权。唯有构建权责清晰、制衡有效、防控到位的治理体系，才能实现股东控制权稳定与公司经营高效的双向平衡，规避控制权纠纷，保障企业长期稳定发展。

本文作者

易早兰律师

专业领域：公司并购重组，家族企业财富传承。

（卓建律师名片）

来源|易早兰

审核|穆银丽、品宣部

编辑|卓小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