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创新推出“意定监护+养老服务信托+养老机构” 全链条养老服务模式
近日,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民政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推出“意定监护+养老服务信托+养老服务机构”全链条养老服务模式,构建分工明确、权责清晰的“管人、管钱、管服务”三方协作机制,旨在为特殊家庭、高龄长者及关注未来养老品质的群体量身打造综合性养老解决方案。
该模式核心在于将“照护决策权”与“财产管理权”彻底分离。81岁的张先生患有听力和肢体残疾,老伴和儿子均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张先生担心自己一旦失能或离世,会出现妻儿无人照料、家庭财产无人管理等问题。于是他通过“意定监护+信托”模式设立了四级顺位监护人,将家庭财产设立特殊需要信托,并制订了一份详细的《监护安排意愿清单》。
这套机制的核心是把“谁照顾我”和“谁管我的钱”彻底分开。具体而言:
意定监护人负责未来医疗决策签字、养老照料等事务。
信托机构专属管理养老资金,严格按照《意愿清单》定向支付,确保专款专用。
养老机构提供专业照护服务。
此次试点突破传统门槛,大幅降低信托设立门槛,最低仅需存入5万元即可设立信托账户,用于医疗应急等基础养老用途,实现养老费用专款专用、自主支付。此外,不动产、股权等非资金类财产,也可以纳入养老服务信托,作为养老资源,实现财产隔离以及保值增值。
目前,上海民政部门正牵头搭建养老服务平台,遴选优质机构入驻,涵盖养老机构、日间照料中心等全场景服务。老年人通过养老服务信托可在平台上选择定制化服务,享受差异化养老金融支持。
二、河北企业116亿元英国投资遭“国有化”,面临巨额海外投资损失风险
2020年3月,中国河北敬业集团以约5300万英镑从破产边缘收购了拥有150年历史的英国第二大钢厂——英国钢铁公司(British Steel)。随后6年间,敬业集团累计投入超过12亿英镑(约合116亿元人民币)用于还债、升级老旧设备,并维持数千名员工生计。
2026年5月,英国政府推动了一项立法——《钢铁工业(国有化)法案》已在下议院通过,正在上议院审议。该法案生效后,英国政府即可“合法”收回敬业集团投资、收购的英国钢铁公司。2026年6月10日,河北敬业集团发布声明,要求英国政府作出赔偿。但《钢铁工业(国有化)法案》中有一关键条款:即使最终导致任何一方均无法获得任何赔偿,其制定赔偿方案的行为亦属完全合规合法。这意味着英国政府拟将该企业完全收归国有,且相关法案条款可能导致敬业集团无法获得足额赔偿。
该事件凸显了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面临复合性的法律风险,包括不同法域间的制度差异、法律执行的不确定性以及国际关系的动态演变等。该事件也提醒志在“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制定出海战略时应开展全方位研究和预判:
1. 审慎性深度尽职调查。在进行跨国并购前,聘请专业的国际化律所与政治风险咨询机构,充分评估东道国的法律体系、政局稳定性及产业政策倾向,以及东道国在外资审查框架下的监管尺度,特别需关注关键产业(如钢铁、半导体、能源)中存在的国有化风险及资产征收条款。
2. 善用双边投资协定保护。在投资落地前,充分研判中资国与东道国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明确国有化补偿标准及争议解决条款。
3. 强化协议中的退出与保护机制。在收购及投资协议中,应设置严格的保护性条款,防止因东道国单方面立法而导致投资损失。
4. 推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与本地化。避免单一中资实体全资控股敏感行业的海外资产,可通过与当地企业组建合资公司等方式,分散政治与监管风险。
三、全球化智库负责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触发全球金融危机
全球化智库副主任高志凯自2025年底达沃斯经济论坛以来,已连续三次公开预警全球金融危机风险。其核心依据在于三大风险因素叠加共振:
AI经济泡沫化:美国AI产业存在方向性偏差,AI巨头过度重金投入数据中心(累计5600亿美元)押注算力端,导致投入产出严重失衡,与当年互联网泡沫时期巨头疯狂铺设光纤的情形并无二致。
美国债务危机:美国债规模已突破39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25%,年利息支出高达1.23万亿美元,已超国防预算。
中东冲突催化:中东局势紧张,成为引爆能源、金融、经济隐患的导火索,三者风险叠加,显著加剧系统性风险。
四、瑞士银行(中国)行长解读趋势:境内高净值人群传承需求扩大
在2026年中瑞商业论坛上,瑞士银行(中国)行长杨德行在接受财新专访时指出:“中国内地家族信托需求强劲, 2024年内地家族信托规模接近6500亿元,2025年估计已经接近1万亿元。”
《瑞银2025年亿万富豪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内地新增财富3214亿美元,总额达1.8万亿美元;新增70位亿万富豪,目前总人数共有470人,仅次于美国(924人)。预计到2040年,中国内地及中国香港的继承者将至少继承3157亿美元。中国香港继承者的财富继承额预计将为大中华区内最高,达到1804亿美元。
杨德行指出,因所处生命周期不同,境内、境外高净值人群的需求画像存在明显差异。境外高净值人群平均年龄比较大,更关注财富的传承。境内高净值人群平均年龄不到50岁,进入开始关注传承的阶段,最普遍的传承方式仍是为子女购买保险和购置个人房产。
五、威海广泰“家族信托+持股平台”的传承智慧
2026年5月,威海广泰发布公告,85岁的实控人李光太通过“家族信托+有限合伙”架构,完成约2.3亿元股份的内部转让。这笔交易不涉及现金支付,不触及要约收购,却为家族企业传承提供了一个精妙的制度样本。
李光太于1991年创办威海广泰,用三十余年将其打造为全球空港装备龙头,产品覆盖机场摆渡车、航空电源车等核心地面设备。面临企业交棒之际,他没有选择简单的“分家”,而是搭建了一个精心设计的传承结构:
· 设立家族信托:作为有限合伙人(LP)持有99.99%收益权。
· 李光太本人:作为普通合伙人(GP)仅持0.01%份额,但牢牢掌握经营决策权。
通过此架构实现了:
· 控制权集中:股权无需分拆给多子女,避免决策僵局。
· 资产隔离: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个人资产,抵御债务纠纷或婚姻变动风险。
· 收益与经营分离:子女按信托契约享有分红收益,无需介入经营,保障生活并减少“争产”内耗。
正如李光太所言,此举旨在“进一步保持上市公司控制权的长期稳定性”。该案例彰显了信托架构在实现控制权、收益权、经营权分离与基业长青中的核心价值。传承不是简单的财富交接,而是用制度设计守护家族根基。信托架构的灵活运用,让控制权、收益权、经营权各归其位,各得其所。对每一个正在或即将面对传承难题的家族而言,早规划、巧架构、稳过渡,方能让基业穿越周期,历久弥新。
六、韩国“婴儿投资”热潮:利用税收优惠进行长期财富规划
在韩国,年轻父母群体正流行一种“婴儿投资”策略:在孕晚期选定投资标的,婴儿出生后即通过手机远程开户、买入股票。于是,韩国宝宝尚在襁褓之中,就已成为韩国知名企业,如SK海力士、三星电子的“婴儿股东”。
这一投资策略核心驱动力是韩国《继承税及赠与税法》的阶梯式免税额度。根据韩国现行的《继承税及赠与税法》:19岁以下未成年子女,每10年免税额度为2000万韩元;成年子女每10年免税额度提高至5000万韩元。
利用上述法律规则,韩国家长从孩子出生就开始进行系统性资产转移:孩子出生时,就为其开设证券账户并转入2000万韩元;孩子10岁时,再转入2000万韩元;孩子20岁(成年),转入5000万韩元;孩子30岁(成年),再转入5000万韩元,这样孩子到30岁时即可从父母处合法免税获得1.4亿韩元(约合10万美元)的资产。韩国家长之所以选择为孩子开设股票或ETF账户而非直接转入现金,是因为赠与税按赠与行为发生时的价值计税,后续资产增值部分不再额外征收,因此早期为孩子配置ETF,既可以实现资产增值,又可省下最高50%的韩国继承税。
七、台湾乐坛“摇滚教父”黄大炜身后遗产风波
被誉为台湾乐坛“摇滚教父”资深歌手黄大炜于2026年6月2日在夏威夷因心肌梗塞骤然病逝,终年61岁。
6月14日,黄大炜离世12天后, 家属通过律师发布声明,黄大炜的两位姐姐为其财产继承人,宣称全权接管其音乐资产,相关事务将由“汉英得力法律事务所”作为唯一合法授权机构统一处理。与黄大炜相伴20余年的女友兼经纪人赵潍佳强烈质疑相关声明的合法性,黄大炜的音乐遗产(版权、IP等)恐将引发继承纠纷。
黄大炜留下了庞大的音乐遗产:其一,经典音乐作品经过三十年积累,早已成为持续产生收益的版权资产,通过演出授权、流媒体播放、影视使用等渠道不断变现;其二,大量未公开的Demo、母带资料,以及他个人IP所带来的商业价值,构成了极具价值的知识产权(IP)权益与数字资产。
黄大炜的身后事复杂之处在于:首先,继承关系复杂。黄大炜生前未婚也无子女,虽未有公开消息披露其留有遗嘱,但其两位姐姐发布律师声明主张继承,不能排除黄大炜生前可能立有遗嘱;其次,法律适用复杂。黄大炜长期在台湾生活,但自小移民美国夏威夷且为美国籍,最终在夏威夷离世,两地法律体系对继承规则存在差异,增加遗产继承事宜的法律适用复杂性;再次,未婚伴侣权益保障存在不确定性。在没有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即便双方交往多年,女友不具备法定继承人身份。除非黄大炜生前有遗嘱安排或特别授权,否则仅以伴侣身份主张遗产权利,法律上恐面临挑战。
这一事件再次揭示,风险来临前不会预告,早做规划方能平风波。若希望保障特定未婚伴侣的权益,又避免亲友反目,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生前订立遗嘱:明确财产分配比例,指定遗嘱执行人。
信托与保险规划:通过设立生前信托(如成立在岸信托或离岸信托)或配置保单、指定受益人,实现财产的定向传承。
订立财产协议:厘清双方的财产边界。
意定监护协议:非婚伴侣通过相互委任为监护人,并在未来自己丧失行为能力时,合法托付人身照管、医疗决定及财产管理等事宜。
八、家庭服务信托——中产家庭财富保护与传承的利器
家庭服务信托是国家明确鼓励的普惠型财富工具,填补了中产家庭资产规模与家族信托间的保障空白。该信托以100万元人民币为设立起点,通过定制化条款,为中产家庭提供资产隔离、防范债务风险、子女教育激励以及养老定额分配等一站式财富管理与传承服务。
对于中产家庭而言,家庭服务信托之所以成为强大的法律工具,核心在于以下三大优势:
1. 资产独立与风险隔离。信托财产一旦设立即具有独立性,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及受益人的固有财产。即使家庭成员未来面临创业失败、商业债务追索甚至破产,信托资产也能有效隔离,不被强制执行。
2. 精准的定向传承与激励
(1)防范挥霍与控制权规划。委托人可自主设定受益条件,定制化激励措施。
(2)弱势群体保障。为未成年子女或有特殊需求的家庭成员提供长期、稳定的财务支持,防止财产被恶意转移或挥霍。
3. 相对亲民化的准入门槛
(1)普惠金融创新。在境内设立家族信托门槛通常高达1000万至3000万元,而家庭服务信托将门槛大幅降低至100万元,使得更广大的中产家庭也能通过信托服务规划财富传承。
(2)资金来源多元。家庭服务信托的设立人可以通过现金直接设立,或通过保险金信托等形式,逐步构建家庭财产护城河。
家庭服务信托适合家庭拥有300万-1000万金融资产、需家企隔离的中小企业主、再婚家庭及有定向传承需求的群体,以法律架构提供财富保护与传承的确定性。
来 源|薛亮红
审核|周薇、高超、刘姝、品宣部
编辑|卓小豸